以苦为乐，是所有学问家的传家宝

　　【我是这样做学问的】

      我做的学问是“古籍整理与研究”，之所以走上古籍整理道路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庭影响。我的父亲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，经常给人家写对联，对《聊斋志异》《红楼梦》很熟，也看《牡丹亭》、鲁迅杂文等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父亲躺在东厢房卧室，手里拿着书，对着小窗户看。所以我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后，跑图书馆、跑书店，看的书以新旧版古籍居多。
　　
　　家庭或者个别老师的影响，往往决定一个人的一生。
　　
　　1987年,我从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毕业，留校工作，做王绍曾的助手。王绍曾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，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校史处参加张元济主持的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校勘工作。1963年进入山东大学图书馆从事古籍工作，1983年调任山东大学古籍所教授。
　　
　　我在山东大学古籍所工作之初，王绍曾主持的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，这也是中华书局约稿。当时的办法主要是写卡片、排卡片，把清朝人的著作逐一登记上，形成这样一部记载清朝人著作的书目。这项工作进行了多年，成果获得教育部一等奖。
　　
　　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需要经常去北京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。每次去我都要逛琉璃厂。有一次买到一部《四库存目》线装本四册。所谓“存目”就是只保存目录，而《四库全书》不收录这些书。可是《四库存目》的书多达6793种，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才3400多种。《四库存目》里的书有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还有汤显祖、袁宏道的诗文集，重要的书很多。琉璃厂摆出的这部《四库存目》有红色、黑色两种批注，注的是这些《四库存目》书的版本。批注者的目的，是对乾隆年间修《四库全书》时未能入选的《四库存目》书进行版本调查。他的批注量很少，所以我打算接着做调查工作，最终写一部专著《四库存目标注》。
　　
　　就在我开始工作不久，1992年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，周绍良指出《四库存目》的书很重要，要调查收集出版一套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与《四库全书》配套，胡道静也表示赞成。他们的发言发表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上。我在济南看到这个发言，就坐不住了，去找山东大学古籍所所长董治安。
　　
　　董治安也参加了那次会议，他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写一篇关于《四库存目标注》的说明，寄给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、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的傅璇琮，还有赵守俨、安平秋、章培恒、周勋初、黄永年等。很快傅璇琮、赵守俨回信，予以肯定和鼓励。傅璇琮把我的《四库存目标注叙例》发表在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上。
　　
　　在那次会议后，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提出编纂出版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计划，交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。组长匡亚明予以批准，立为国务院古籍整理项目。北京大学方面推举季羡林担任总编纂。随后经傅璇琮推荐，我加入了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编委会，后来担任总编室主任，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四年。
　　
　　在北京大学期间，我经常每天只睡五小时，原因是《存目》调查研究工作要提前拿出成果，供《存目丛书》使用。从各地图书馆复制来的古书，需要鉴别版本。这些工作都是集体完成的。
　　
　　我曾多次到季羡林家拜访请教。季羡林住未名湖后湖北边的朗润园，一楼东头两户都是。东边一套是书库，里头全是书。南阳台是玻璃封起来的，季羡林就在南阳台摆上书桌，作为工作室。书桌右边靠墙是个书架，上头摆一些常用的书。季羡林晚饭后八点多就睡觉，大概一两点就睡醒了，起来开始研究、写作。季羡林工作的阳台，前头是未名湖后湖，灯光与湖水相映，远近都可以看到，人们说他治学勤奋，是“朗润园的第一盏灯”。
　　
　　回济南前，我把十几个硬皮本用塑料袋装好，送到古委会交给刘玉才、顾歆艺，告诉他们：“这是《四库存目标注》，我的命根子。”他们当我的面放进古委会铁皮柜子。1997年10月底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在经历了较为艰难的工作后终于出齐了，共1200册。先是在北京大学光华楼开了一个总结大会，编委会委托我作了总结发言。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举行了隆重的庆典，季羡林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，讲话中特别提到我。之后，我的《四库存目标注》又经过数年努力，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精装八册。这部著作经历了15年时间，备尝艰辛，后来入选第三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欣慰。
　　
　　我在从事这项学术工作的过程中，目录学、版本学方面有很多收获。《四库存目》的6793种古籍的传世版本，基本上调查鉴别清楚了。至于发现一些重要古籍，例如大连图书馆藏《节序同风录》抄本，原书不题撰人，我根据内容确定为孔尚任“失踪”的遗著，也不乏其例。
　　
　　学术研究固然需要深厚的基础，但是碰到真正的专家作为导师，碰到特殊的刺激引发灵感，碰到虚怀若谷的长辈予以提携，碰到友好的同辈予以帮助，都是非常关键的。
　　
　　我做学问没有什么“坎”，如果说有什么困难，我觉得大项目旷日持久，而考核周期短，一年一考核，三年小考核，六年大考核，考核标准又不利于古籍整理学科，是长期的困扰。但是，我觉得只要有恒心，方向对，做的是真学问，总有一天会发生“质变”，这个标志，就是评价标准开始变了，原来考核不被看重的成果，忽然“值钱”了。我的经验，是坚持、忍耐。在“内卷”中要学会甘拜下风，吃得苦中苦，方得甜中甜。以苦为乐，是所有学问家的传家宝。
　　
　　作者：杜泽逊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、《文史哲》主编）
　　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年01月20日01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