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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春节是推进移风易俗的重要节点，今年也不例外。从新年伊始，全国各地都结合实际，组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活动，加大对不良风气的治理力度，对负面典型进行通报曝光，共同营造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。

　　当前，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众都更加了解移风易俗的内涵与意义，并积极参与到移风易俗行动中，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、孝老爱亲、勤俭节约等文明风尚更加浓厚。不过也不能忽视，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是不同程度存在着陋习。如一些地方人情负担重，出现了家庭式“断亲”；一些地方因彩礼较重，让年轻人苦不堪言；有些丧葬仪式太过于铺张浪费，给操办者带来沉重负担。

　　推进移风易俗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，更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。乡村振兴，乡风文明是保障；文明乡风，移风易俗是关键。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，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，坚持疏堵结合、标本兼治。在笔者看来，移风易俗要坚持自治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，其中的关键在于发挥村民自治作用，让德治和法治切合实际。

　　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，一般都有特定的社会功能。比如，彩礼具有为建立小家庭提供必要物质基础的功能；人情礼金具有互惠功能，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本；丧葬礼仪有慎终追远、尊重生命的功能，有利于维持伦理道德秩序。而陋俗恰恰是借助于地方风俗的正向功能“兴风作浪”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顽固性。也因此，移风易俗需要综合施策才能解决。

　　从现实看，一些地方在推进移风易俗的过程中采取行政性手段，这有一定道理。但仅仅依靠行政方法却难以取得长远效果。如一些地方在整治大操大办的过程中，采取了运动式治理方式，在较短时间刹住了农村酒席风。但这两年，根据笔者调查，一些地方酒席风又出现了反弹。而个别地方为了取得短期效果，甚至出现了越权行为。如前不久某地一户村民办酒席时，工作人员为了整治大操大办，在饭菜中撒盐，引来众多质疑，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如何规范地方风俗的讨论，以及对于改变陈规陋习的思考。

　　改变一个地方长期形成的风俗，需要循序渐进，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，否则，不仅会影响政府公信力，而且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。移风易俗要以村民自治为基础，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立自己的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。一方面，通过自治，有利于准确识别问题的关键。通常而言，无论是高额彩礼，人情往来还是婚丧嫁娶仪式的操办，都需要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，在这方面，当地群众最有发言权。并且，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，当地群众也最了解传统规范。另一方面，通过自治，也更容易建立长效机制。有些地方探索了移风易俗理事会，吸纳了地方上有威望的人、民间习俗的操办者以及村干部，他们生活在其中，且具有公益性，能够及时了解群众诉求。

　　某种意义上，德治其实是自治的一种形式。在移风易俗过程中，符合地方规范的社会事务，其实也是符合道德的事务；让那些有威望的人参与移风易俗，实质上也是发挥道德引领作用。在各地的通行做法中，党员干部要在移风易俗中带头承诺践诺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这也具有德治的内涵。

　　有必要指出的是，自治和德治都要以法治为底线。一些地方的行政干预之所以引起不良社会影响，主要是因为其违背了法治精神，侵害了群众的正当权益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法治具有能动性，对于群众特别关注、社会矛盾较大的社会问题，法律需要及时给予回应。前段时间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彩礼纠纷发布了司法解释，就是一种积极回应。在笔者看来，法律介入高额彩礼等民事领域，其本质上还是为了让风俗发挥正向功能，防止陋俗瓦解了正常的地方性规范。

　　在移风易俗过程中，法治的功能并不仅仅是解决某个具体纠纷，而是要通过解决纠纷来确立社会规范，让地方性规范能够自主发挥作用，进而使得自治和德治有更强大的制度保障。总之，农村移风易俗要“三治”融合，重在常抓不懈，找准实际推动的具体办法，创新用好村规民约等手段，倡导性和约束性措施并举，绵绵用力，成风化俗，坚持下去，一定能见到好的效果。

　　（作者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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