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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功利上不讨好、学术上意义大的事
--对话南炳文
加入时间:2020-04-25    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    作者:王京雪

南炳文经手过的书稿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王京雪/摄

  书房主人
  
  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,1942年1月生,河北广宗人。中国明史学会前会长,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、天津文史馆馆员、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,中国社科院及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,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。
  
  承担、主持“二十四史”点校本之《明史》修订项目,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《明实录整理与研究》工程等基础性资料建设工作。
  
  著有《明史》(合著)、《南明史》《明史新探》《明代文化研究》(合著)、《清代文化》(合著)、《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》等论著30余种。   
    
  南炳文的书房
  
  南炳文的书房就是他埋首历史研究的办公室,一处位于南开大学范孙楼内,另一处,也是他现在主要使用的书房,位于廊坊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一层最内侧。
  
  屋中布置简单,几个办公柜,几张办公桌。桌上布满高高摞起的各类工具书,各种字典、词典和历史典籍。南炳文工作用的桌子面朝南,对着半掩窗帘的窗户,阳光每天随时间在桌子上移动,南炳文和他那把最常见的黑色折叠椅也随之挪动,躲到太阳晒不到的位置。
  
  校领导几次提出要为他更换桌椅摆设,他回回都拒绝,说自己现在就很好,“乱中有序”,他开玩笑说自己的两个书房是一个风格,“乱七八糟”。
  
  “我这条件够好的,用书很方便,常用的书在这边,另一部分在对面。”对面房间是他的学术助理王雅洁的办公室,里面像图书馆,几排书架上摆着3000多册的“文渊阁”及“续修”《四库全书》(其他《四库全书》在另外书房存放)和几种大部头的地方志。
  
  有排书架从上到下摞着一沓沓已完成修订的点校本《明史》清样打印稿,十余年修史光阴凝聚其中。
  
  南炳文书房中的所有书籍,无一例外与其修史校勘工作相关,包括《褚遂良书法精选》也并非用以欣赏书法,而是帮助对照辨认明清时期手抄本中难以辨识的草书。
  
  治学不求甚解,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
  
  草地:书房是您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,您在这里的一天通常如何度过?
  
  南炳文:我比较规律,一般6点半到7点起床,8点10分左右到这儿开工,干到中午11点40分,闹钟响了。正常的话,12点到家,吃完饭午休5到10分钟,我是躺下就能睡着那种人,这样下午1点来钟回到这里接着干。下午6点40分,闹钟一响,争取7点到7点半回家,晚上处理可以在家做的事,比如写个信之类。处理完,11点多睡觉。
  
 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《明实录整理与修订》,基本就在这间屋子里做,因为这边用书方便。《明实录》1600多万字,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,就像大事记一样,校勘必须要看更多原始资料,没书的话寸步难行。
  
  草地:您的读书经历和最终选择明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缘起是怎样的?
  
  南炳文:我爱读书很早,小时候就看了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各种小说。我爸爸是兽医,希望我将来也当兽医,有个谋生之道,就让我读些《元亨疗马集》一类的医典,但我真不感兴趣,自己在屋子里,有大人进来了,才赶快抓起来看两眼。
  
  1961年我参加高考,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。那时,我对历史这门学问还不很了解。南开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,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,我很快发现历史跟中学时的死记硬背很不一样,你要做研究,要创新,那我创什么新?
  
  得知明清史是南开最有优势的学科,明清史研究室是南开甚至全国明清史研究的高地,领导该研究机构的郑天挺先生又是史学界最有成就的权威学者之一,让我对从事明清史研究产生了兴趣。
  
  1962年,我大二时,听老师王文郁说,清史方面已经有了萧一山的《清代通史》,而明史方面还没有今人大部头章节体断代史专著,于是,我立下志向,要填补这个空白,写一部大部头的断代史明史,从此开始整天读明史相关的书籍,这是影响我一生的事情。
  
  草地:萧一山写《清代通史》也是因为中学时读到日本史学家的清史著作,认为国人应该自己研究中国史,从此以写清史为目标,上大学后废寝忘食苦读,与您20岁立志写明史的经历有点相似。
  
  南炳文:不太一样,我不是因为读了他的书,而是决定在明史清史中选一个方向写书时,发现清朝已经有人写过了,于是就决定做明史。
  
  定下目标后,我立刻开始阅读有关著作,要求自己门门功课之余,所有时间都用在看明史上。还买了张中国地图,一个省、一个省剪下来,读书时,读到哪个省,就把对应那片拿出来。学历史,一个时间概念、一个地理概念,是最基本的,必须弄清楚。所以我当时读书必带地图,再必备两大本《辞源》,遇到不懂的字,立刻就查,再背几本《明史纪事本末》细读。你看,我现在手边也常放着《二十史朔闰表》,这个是用来推算时间的工具书。
  
  遇到天文、地理、时间等各种问题,都立刻去查去解决,必须想办法弄明白,治学,如果有没弄清楚的地方,就无法连贯。遇到问题,不求甚解,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。
  
  草地:那么年轻就立下宏志,听说您当时也是废寝忘食,以刻苦闻名,吃完饭被问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,并且一直坚持这样苦读,不会感到疲倦吗?
  
  南炳文:一般都感觉不到,就是一种求知欲,在那儿引着你,你就放不下书,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你就放不下。这个地名到底怎么回事?这个人物究竟怎么样?这里涉及的词是不是有典故?一定要查清楚了才放得下。
  
  “史籍整理,在功利上不讨好,但学术上意义极大”
  
  草地:1979年,您得到了撰写大部头断代史明史的机会,完成这一大学时立下的目标后,您的学术方向转移到史籍的点校整理上,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?
  
  南炳文:对,当时受出版社邀约和汤纲先生合作撰写《明史》,1985年出版了上册,1991年出版下册,另外我写的南明部分,又另行出版了《南明史》。
  
  做完《明史》后,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做什么,有两个方向可选择:一是聚焦比如法律、经济这样的一个方面,沿一条线深入做下去;还有一个是为史学研究做些更基础的原始材料整理工作。我感到做某一方面的明史研究,也是贡献,但做基础性的史籍文献整理贡献更大,可以给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基础,供千万人使用。
  
  于是我开始对一些大部头的基础性文献进行整理校勘和修订,用10余年时间将存于国内外的《万历起居注》残本进行辑校补正,基本恢复其原貌,又对仅存于日本的《泰昌起居注》《天启起居注》进行校勘整理引进。
  
  2007年,我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《明史》的修订。2013年底,又开始了《明实录》的校勘与研究工作。
  
  草地:在高校学术评价制度里,比起史籍整理,更看重专著和论文。包括您整理《万历起居注》时,听说也受过劝告,说从经济效益上说,不如只原样影印,不必耗费精力去校勘整理。您有没有担忧过肯坐冷板凳的人少了?
  
  南炳文:现在的考核制度有其局限性,这种成果不大算数,但实事求是来看,这些最基础的材料整理好了,谁要写论文著书研究就都有了基础和依据,这些书在世界上不多了,要赶紧整理出来。
  
  史籍整理难点很多,要求知识面特别广,遇到各种问题都有办法解决,真的是遇山开路,遇水搭桥。像《万历起居注》,如果只把国内外的部分合起来影印,很多人读起来似懂非懂,断句都断不好,那你有能力把这件事办了,让后来者用起来更方便,干嘛不做?
  
  在功利上不讨好,但学术上意义极大,不要只看眼前一时的得失,这是真正的贡献。你左右不了别人,平心静气来看就好。只是我自己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事,所以就干下去了,而且要选意义更大、难度更大,一般人干不了的活,尽量解决它,有点担当精神。
  
  草地:您多次强调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,认为这是中国史学的好传统,如何理解?
  
  南炳文:治学方法上,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郑天挺先生,他对问题的论述求深求严,做历史研究与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息息相关。
  
  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,一方面,我认为历史研究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,现实需要解决什么问题,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和教训。另一方面,关注现实问题会加深看问题的深度、广度和整体性,因为很多现实中的问题都是重复发生过很多次的,对这一类问题形成客观深入的看法后,你研究历史问题时,也会思路更开阔,更容易抓住问题要害。
  
  研究历史为现实服务,关注现实也可以让你多长出一双看历史的眼睛。所以我每天都会看新闻。
  
  草地:从史学研究的历史来看,用“为现实服务”的名义而从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,对历史进行不准确的记述,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
  
  南炳文:所以我这里说的服务现实,与把历史扭曲了来为某个目的服务是两个概念。人们往往爱拿历史来讲现实,但不是用真正从历史中总结的智慧和经验教训来指导现实,而是不论真假地拿历史给自己的某个观点辩护,我不同意那种东西,那不叫服务,而是歪曲。
  
  “读的人也许不多,但永远有人关照”
  
  草地:您似乎与网络技术保持着距离?网上曾有学生想发邮件向您请教问题,有人答复说您深居简出,很少用电脑,不如直接写信。您也很少用微信。
  
  南炳文:是的,我手机能接打电话,能看短信,但不会回,微信也不懂,学生们搞了微信群,我也没加。其实很简单的事,但我不去学,学了就干不了活了。这一二十年来,我主持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学术工程,需要把所有精力用上,从这个角度,我希望减少一些打扰。因为网络太方便,也太随便了,啪!一条,啪!又来一条,你说你回不回?总要处理这些,自己的事也耽误了。现在,我有了学术助手,她会为我处理电子邮件等事务。
  
  网络的便捷是件有利有弊的事,过去你被逼着在脑子里装很多东西,知道什么问题找哪本书,在什么地方下力气,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。现在电脑检索方便了,但你没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。网上能查出来的,只有已知的和部分搬上网络的东西,很多没被解决的问题网上也查不到,而且网上的东西准确率是要打问号的。
  
  我当然不排斥现代技术,要充分利用好现代化的手段,但也要靠读书积累、独立思考,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本领,这是两套功夫。这两套功夫如果能很好地结合使用可能是最好的。
  
  草地:现在网上活跃着许多分类细致、热情高涨的历史爱好者群体,这种网络时代的热潮有积极一面,但人们也时常看到以讹传讹的信息广泛传播,从专业的历史学者的角度,您怎么看这种现象?
  
  南炳文:我不太在意这些,别太认真就是了。许多以历史面目出现的东西并不是历史,而是说书。历史学者也有理解的深浅区别,有负责和不负责任的,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在电视上和网上,说得有趣、有具体情节的比较容易有观众,这是一种社会需要,但实际上历史不可能把有趣的信息都记下来,有些有趣的事情也不便于记下来。
  
  我看到的错误太多了,做严肃历史的,就做严肃历史的事,做群众娱乐的就做群众娱乐。当然,做严肃历史的,对于歪曲历史的现象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用一些时间加以纠正。
  
  草地:作为严肃历史学者,不会想出来澄清一些错误吗?
  
  南炳文:你不可能整天去纠错,那没完没了,还是要抓住自己最应该做的、最重要的任务。我觉得去澄清这些不是我的主要任务。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手头这些史籍中的错误改过来,我的乐趣在于把它改正确,让以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有个依据,永久留下一个比较正确的本子,让人们不再以讹传讹。
  
  我没想过我整理的书会有多少公众感兴趣,这些书的主要读者其实是几类人:搞历史的人,要从历史中总结真正的经验的大理论家和大政治家。人不多,但时间久远,它们永远有人关照。
  
  草地:研究了大半生明史,这段历史最吸引您的是什么?
  
  南炳文: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朝代,一个朝代维持近300年的稳定是很不容易的,这一时期在治理国家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成为经验的东西,例如,对官僚队伍的分工和安排方面。过去因为种种原因,对明朝骂得多,肯定得少,我认为应该更充分地研究这段历史。
  
  新华每日电讯(2020年04月24日10版)  

(责任编辑:南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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