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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是好书,可错别字为什么这么多?
加入时间:2019-11-29    来源:北京青年报    作者:唐山

  2018年,我国推出《图书编辑质量差错认定细则》,管理部门加大了编校质量管理力度,被称为“史上最严”。一年多时间过去,落实情况究竟如何?出版单位怎样配合?产生了多少社会效益?
  
  “我在这两页旁边放置一非洲著名木偶‘不看’,以示连热带雨林的猩猩都不忍再看这样的‘烂书’。”一位老编审翻看某社出版的《生理学》教材时,发现两页(实际文图内容只有一页半)内,文图错误竟达28处,差错率相当于万分之一百一十七,在博客中,他将相关页面拍成照片,并写下这样的评论。
  
  按我国规定,图书错字率低于万分之一,方为合格(否则出版单位须将已售图书召回)。但主管部门几次抽检,却发现大量不合格书籍,有的教科书差错率竟达万分之十二点九八。
  
  表面看,全国图书年度抽检的合格率一般在90%以上,但具体到各省抽检,问题更凸显。以江西省为例,2012年科技与文化历史类读物审读合格率仅为54.3%;2014年,该省少儿出版社在春季教辅图书审读中,合格率仅有16.7%;全省当年审读春季教辅图书的理综类图书,合格率竟为0%。
  
  不仅教科书、教辅书、市场类图书差错惊人,学术书籍编校质量亦问题多多。如美国学者罗威廉的《言利: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》中,称“如1975年在湘黔边界爆发的苗民起义”,将1775年错成1975年。再如被吹捧为“对于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,更有着说不出的敬重”的《钱穆文学史》,竟出现了“苏家(苏东坡)还有一位苏小妹,文才亦不弱”这样的常识性错误(苏东坡只有三个姐姐,并无妹妹)。再如重译名著《中国的内战》(美国学者胡素珊著)中,出现了大量错别字、病句,有几段话甚至没译完,有的注释只有序号,没有内容,甚至在版权页上,连策划编辑的名字都写错了。
  
  甚至名社、大社的重点书,亦有较多错字,例如,引进版《DK哲学百科》、李俊标疏解的《王维诗选》等。2016年,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举办“大众喜爱的100种图书”海选活动,因部分入选图书错字太多,只好改成“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”。
  
  可见,编校质量已成图书业发展的瓶颈。
  
  网站稿费是出版收入的5倍
  
  “图书编校质量下降,几年前较明显,从2018年起,情况有了很大改观。在新书市场上,已不太容易找到编校质量低劣的书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图书公司管理者表示,过去编好一本书,交出版社后,编辑有时看都不看,很快便批准出版。如今规范三审三校,要看6遍,每次都必须留下痕迹。即使再版书,也要走这个流程。
  
  “以终审为例,过去总编往往委托别的编辑做,现在必须亲自看,如果赶上总编出差,所有人只好等。”据这位管理者估计,如今出一本书,比过去至少要多花两个月。“看的时间长了,错别字当然少很多。”
  
  另一位民营图书公司管理者表示,自2017年底起,主管部门已加大了编校质量管理的力度,他所在的公司原本只有两名编辑,现在增加到6人,还请了专业的校对公司协作,从流程上,现在一个校次所用时间是原来的3倍。
  
  他表示:“时间增加了,编辑增加了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这几年稿件质量下降了,因为聪明人都不写书了。现在许多作者连表格、索引都不会做,其实很简单,可他们就是不会。今天我们开会还说到这事。”
  
  以正在编辑的书稿为例,这位管理者说:“这些稿件曾在今日头条网站上发表,作者拿了40多万元稿费,交给我们出版,我们给他的稿费还不到3万元。正常情况下,作者还能得到三四万元的版税,加起来不到网站稿费的五分之一。回报这么少,作者自然不愿再去改病句、错字之类。现在我们都不太敢用外稿,只能让编辑自己写。”
  
  出版机构的编校工作质量确实有提升,但受稿源因素影响,提升幅度比预期小。
  
  出版机构
  
  几角钱、几分钱算成本
  
  那么,给作者更多回报,能否突破这一困境呢?所有受访者均表示难度太大。
  
  一位图书公司的经营者说:“我给你说大实话吧,但你不要透露我的名字。上世纪80年代,主管部门出过一个关于图书定价标准的文件,你可以去查一下,这个文件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把图书产品当成智力产品。比如一本著名科学家写的20万字专著,和普通写手的20万字攒书,印成书的厚度差不多,所以定价也差不多,可二者的智力投入差别完全不同。”
  
  该规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,“图书业一开始在定价上就没有拉开差距”。
  
  定价上不去,只好打价格战,导致出版社运营空间越来越小。这位经营者表示:“这几年,图书定价虽然放开了,但国内一大批出版社还是靠教辅盈利。对其他图书,不敢坚守定价,只有少数大社能限制折扣。没盈利空间,所以大多数出版社、图书公司在考虑一本书的成本时,经常是几角钱、几分钱地算。一本书的成本要是多出一元钱,那就变成能不能做的问题了。”
  
  在现有价格体系下,出版单位不仅无法更多回馈作者,连编辑、校对的费用都难给够。
  
  以某民营出版公司为例,单次校对费为3.5元/千字,在业界属中上水准。按较快校对速度算,每天不过7万至8万字,即挣到245元至280元,一个月下来的收入仅六七千元。以这么少的收入,很难留住人。可对出版公司来说,20万字的书要看6遍,且终审费用是6元/千字,加起来的成本已达4700元,已是不小的负担。
  
  宁肯多花钱做封面,
  
  也不愿给校对
  
  小王今年30岁,2015年大学毕业后便从事校对工作。他反复表示:“我的名字就不要出现了,北京现在大一点的图书公司就那么几个,圈子太小,不方便。”
  
  小王目前月薪为7000元,扣除房租2600元/月和杂费等,每月大概能剩下2800元。去年他刚有了一个男孩,夫人也从老家来到北京。他说:“我刚入行时,月收入才两三千元,那时非常熟练的校对,工资也只有4000元。”
  
  “我们这一行,向上发展的空间太小了,许多人只有高中文凭,且女性从业者特别少。原来在一家图书公司,坐我旁边的是一名女孩,没干多久就辞职去考研究生了。至于她的水平,勉强及格吧,能看出错字,可处理语法方面的错误,就不太行了。”小王说。
  
  能坚持下来,因为现在工作的这家图书公司允许小王从事一点编辑工作,有职业发展的空间。小王说:“校对这行,现在确实有点青黄不接。”
  
  一家民营公司的经营者表示,如今专业校对是“两头少、中间多”,不像自己刚入行时,有很多令人敬佩的老校对,专业水平非常高。他说:“现在当校对的多是50后、60后,不少人当年就不太好好工作,现在只是变老了,就成了老校对。至于70后、80后的年轻校对,现在很难找。”
  
  干校对,水平再高,收入依然有限。以业界颇有口碑的“东城校父”为例,对外报价才千字10元至15元,比普通校对略高。出版商对他的水平非常认可,可“一本书才能赚几个钱?校对上花钱多了,公司就倒闭了”。
  
  另一位出版公司管理者则表示:“如果我一定要在成本上多花几角钱,我是花在读者不易觉察的校对上,还是投入在营销费用上?或者花在封面工艺上?毕竟封面做得更好看一点,能拉动销量。”
  
  出版圈中难施展个性
  
  图书公司养不起好校对,那么与几年前风行一时的校对公司合作,是否有助于提高编校质量呢?一家出版公司的管理者表示:“那更不靠谱,这些校对公司为节约成本,用的都是刚毕业的学生,连基本培训都没有。”
  
  另一家出版公司的管理者则说:“我们用过校对公司,倒是很勤奋,改得满纸都花了,可仔细一看,许多是可改可不改的,还有很多改错了。这样的公司,用了还不如不用。”
  
  图书校对需具备综合素质,不仅能看错别字,还要具备一定的政策把关能力,至少需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,可“培养了3年,经过了二三十本书,在你眼里还是学生,可在别的公司眼里,这就是熟手了,直接挖走,等于白培养了”。
  
  据一位从业者介绍,2015年至2017年,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,各网站都到图书行业来挖编辑、校对,因为工资低,一个月七八千就能干,综合能力又强,能把关、懂美工。这两年,移动互联网创业艰难,一些编辑、校对又向图书业回流。
  
  小王说:“几年前图书编校质量确实出现了滑坡,可比网站强多了,只是对网站和对图书的编校质量要求不一致。”
  
  一家出版公司的管理者深有同感:“出版行业是计划经济最后的阵地之一,在很多方面还没有与市场接轨,无法像网站那样充分发展。”
  
  这位管理者表示,编校质量下滑与教育质量无关,他认为:“编校质量下滑不能怪教育,而是说明出版业落后于教育的发展。”以网络文学为例,深受年轻读者欢迎,可出版时,出版机构却将其中文字都改成书面语言,读来味同嚼蜡。
  
  “这种书谁会看?本来是年轻人都懂、很鲜活的语言,为什么得不到出版界的认可?”他的看法是:“在出版圈,流程太重要,无法施展个性。”
  
  该听谁的?字典也在打架
  
  “坦率说,作为出版人,我最怕的事情就是给媒体人出书。作者如果一点都不懂也好,随我们改。可做过媒体的,大致对编校也了解,就会对图书的一些具体做法特别不理解。其实我也不理解,但就是这么要求的。”一位出版人表示。
  
  用他的话说,目前编校工作缺乏规范,不同出版社标准不同,甚至同一出版社的不同编辑室,标准都不一样。想出书,只能听从编辑摆布。一般来说,编校工作以最新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工具书为依据,可同一本工具书,自己就有很多矛盾处,学者陈静曾在论文中指出不少案例:
  
  比如“濛”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标为异体字,“细雨濛濛”应用“细雨蒙蒙”,可又列出“细雨其濛濛”,难道多了“其”字,就可用“濛濛”?
  
  再如“唯”和“惟”,2002年版推荐用“惟”,包括“惟独”“惟利是图”“惟我独尊”等,可2005年版却大反转,全部改用“唯”。类似的还有“阔佬”,1999年版推荐用“阔老”,2002年后改用“阔佬”。
  
  还有“瘀血”的“瘀”字,被标为“淤”的繁体字或异体字,可在医学领域中,“瘀血”才是常用说法。
  
  此外像“枝桠”,被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认可,可“丫杈”“枝丫”却不用“桠”,那么究竟是“树丫”还是“树桠”呢?
  
  类似争议比比皆是,有的学界未形成统一意见,有的则是词典编辑时出现的漏洞。出版社没办法,只好自定标准。
  
  知名编辑人胥弋经历过这样一个案例:他的同事出版了一本民国小说,其中很多语言不符合今天的出版规范,可考虑到史料价值,编辑未做改动,结果该书被编校质检部门树为负面典型。此时胥弋已离职,为说明情况,帮忙找到原书,可出版单位还是被罚。
  
  前辈是怎么提高编校质量的
  
  “编校质量问题,不是最近才有的,以前的书也有。但以前出问题,读者反馈困难,只能通过读者来信,影响范围仅限于出版社几个编辑,不容易引起注意。现在图书质量有问题,很容易被发现和扩散。当然,近几年确实有些书存在重装帧、轻编校的问题。”出版人曹鸿涛表示。
  
  那么,面对编校质量下降的问题,过去的出版人是如何解决的呢?
  
  胥弋专门查了一些当年的著名出版物,结果让他大吃一惊:许多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,编校质量远远低于当下。
  
  比如轰动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,其中不少书的错误率惊人。当时尚用铅字印刷,经常出现倒字,仅此一项,便远远超过万分之二的标准。
  
  再如漓江出版社当年推出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,整整影响了一代人,可其中赛珍珠的《大地》一本,差错率也很高。
  
  一位资深出版人说:“我曾经看过叶圣陶先生给别人做的校样,找出很多错别字,可‘二十五六’,原稿中写成‘二十五、六’,叶先生就没看出来。此外,叶先生也没看出原稿中一处明显的语病。可见,即使是令人尊敬的出版业前辈,也很难做到一点都不错。”
  
  他表示:“现在一些出版社为了不犯错,凡是拿不准的地方,就统统删掉,这样可能伤害语言的鲜活感,应予足够重视。”
  
  靠管控还是靠市场?
  
  将持续摇摆
  
  “如果是教科书,当然要从严要求,把每本书都当成教科书,不是太容易。”一位老编辑指出:“前段时间,管理部门通报了一本编校质量低的书,版权页就有十多处错误。我看了一下,都是这里没空一行,那里没用黑体字之类,其实读者不太看这些。好书应该是内容质量高,编校质量只是一个组成部分。”
  
  作为法国兰出版社社长,胥弋表示:“在法国,没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编校质量,但一本书的编校质量太低,读者可以通过法庭告我。在法国,出版质量主要靠市场筛选,实际上,大家都很注意这种事,因为创品牌不易,不能毁在细节上。”
  
  法国图书市场上虽有编校质量较低劣的书,但大多数书质量较高。几年前,国内某出版公司推出《红楼梦》,居然每回都漏掉几段文字,这样的极端事件在法国很少出现。
  
  市场提供了相应的质量管控方案,但多数受访出版人表示,我国图书出版尚未完全市场化,究竟采用管控的手段,还是采用市场的手段,会长期出现摇摆。
  
  图书公司的一位经营者表示:“对于大的出版机构来说,加强管控的影响不大,对中小出版机构,会有点困难。这些年来,在民营出版领域,已很少有人创业,只剩下一些‘老人’在坚持。毕竟忙好几个月,却出版不了,年轻人就会灰心,就会放弃。”
  
 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则表示:“从短期看,加强管控可能还是有用的吧。除此之外,确实也想不出别的办法。”
  
  北京青年报(2019年11月29日第C01版)

(责任编辑:南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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